“ 1978年，从延安大学拉回二十多卡车图书文献”

西北政法大学是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的直接传承者。学校历经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干部学校、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西安政法学院、西安政治经济学院等发展建设时期，成为国家布局于西部最重要的法律人才培养基地，是全国著名的五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培养了大批新解放区所需的政治干部、政法干部、民族干部和一批哲学、法学、新闻学、党史等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为西北地区政权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八十多年来，学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的岁月。文章记述了学校复校初期从延安大学运回被调拨的二十多万册文献的来龙去脉，从侧面记述那段不平凡的日子。

▲去延安大学运回图书的老师

办学受创，曲折前进

1969年12月，陕西省革委会根据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精神，要求西北政法学院师生员工及家属在当年12月下旬抵达位于陕西省渭南地区白水县的疏散地，并要求学校将全部房舍移交总后232部队接管。1971年4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根据国务院教科组提出的《关于高等院校调整问题的报告》精神，决定在全国撤销45所高等院校，西北政法学院在其中。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撤销西北政法学院的通知文件

1971年9月30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以“陕革发［1971］48号《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撤销西北财经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和汉中大学的通知》，决定撤销西北政法学院。通知明确规定，学校撤销后，人员、财产、教学、设备由陕西省革委会教育局负责安排处理，校舍全部移交给总后232部队。1971年8月、9月间，全校教职工和家属已全部从白水县返回西安。全体教职员工266人于1972年上半年分配到其他高等院校、省属企业和外省区。据统计，分配至陕西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陕西中医学院、西北大学、西安医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等共168人，省内企事业单位陕西重型机械厂、红旗手表厂、关山机械厂等共27人，外省区53人，另有18人在学校留守处工作，处理停办期间学校相关事宜。1974年，陕西省革委会教育局指示，将学校积累了几十年的二十多万册图书、设备悉数调送给今天的延安大学。其实，1970年冬天，恢复创办于1958年的延安大学差点也被撤销，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得以保留，周总理亲自批示延安大学不仅要办，而且还要办大办好。西北政法学院的文献设备被调配给了延安大学，让根脉相连的两所学校情缘更深。

▲学校复校后第一任党委书记兼院长王云在79级开学典礼上讲话

1976年10月，中国法学教育迎来了春天。1977年10月，高考制度恢复，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轨道。西北政法学院的办学历史掀开了新篇章。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978年8月5日，国务院批准西北政法学院在原校址复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教育部〔78〕法司字第82号”《关于国务院批准恢复北京、西北政法学院的通知》：“西北政法学院，仍用原校舍，学制为四年，在校学生规模一千人，面向西北地区，1979年开始招生”。并明确规定“学校实行最高人民法院和所在省市双重领导，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主”。

学校奉命恢复办学，但是面临着重重挑战。一是校址不能正常使用。学校被撤销期间，校舍被部队使用，当时只能逐步清理。二是没有现成的教职工，原有教职工被调整到省内外各地和部分院校、企业，人员调动过程困难重重。三是没有教材图书。原有图书文献被调拨一空，即使尽快协调沟通调回也非一日之功可以完成。好在陕西省革委会根据四部委转发国务院恢复学校通知精神，迅速调回老院长王云（1905年出生，陕西淳化人，1961年初任西安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78年起任西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副院长郭怀都（1917年出生，山西临猗人，1957年3月起先后在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西北政法学院任刑法教研室主任、政治法律系主任、院政治部负责人、党委常委。1972年在西安交通大学任基础部党委书记，校党委纪委副书记。1978年12月任西北政法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两位领导都曾是学校撤销前的领导，对学校各方面工作都很熟悉，有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和领导才能。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使得学校各项工作也得以有序开展。

复校各项工作头绪繁多，但老院长王云十分清楚，对于一个以文科为主的高校来说，图书资料的建设是最基本的建设，无论是教研或科研，都离不开图书资料。他立刻安排当时的陈美英副馆长带领王生才、郭素鲜、高岚、刘希昭几位老师去延安大学交涉，并强调一定要保证调回学校解散时被调拨的所有图书和设备。一行五人到延安大学后，得到延安大学时任校领导的热情接待，事情交涉过程异常顺利。当时的延安大学图书馆馆长牛振华表示坚决落实上级指示精神，理解学校办学困难，全部还回西北政法学院所有图书文献，鉴于被调拨的设备或使用，或损坏无法使用，没有必要再拉回西安。

▲去延安大学运回图书的老师（左起依次为高岚、王生才、郭素鲜、陈美英、刘希昭。王生才、陈美英去世）

1977年7月5日，延安发生特大洪水，延安大学淹没在洪水当中，学校被调拨至延大的二十六万余册各类文献，有不少淹没在淤泥里。陈美英馆长带领大家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中午自带干粮充饥，清理淤泥污染的图书，整理、打包……每天都带着浑身的泥土回到住处，天天如此，没有休息过一天。经过他们的不怕脏不怕累的辛勤工作，硬是在一个月内清理打包拉回二十多万册图书，工作任务完成的最后一天，才在宝塔山和杨家岭合影留念。感谢延安大学的理解支持，感谢牛馆长的高风亮节。后来延安大学图书馆牛振华馆长回忆这段历史时也曾说：“我们接受了西北政法学院257468册图书报刊和3324册教材，其它资料611册，书立和阅览设备439件，整整拉运了27车，都是带后斗的大卡车。”虽然再拉回来的时候只有二十多万册左右，但这已经足够了！！！这二十多万册文献就构成了1978年复校后西北政法学院图书馆的基础馆藏。

珍贵典藏，无价之宝

在从延安抢救回来的这些图书文献中，有两千多函两万多册的线装书古籍，两百多函为明清时期宝贵文献和民国时期文献。其中三部古籍在2014年全国古籍普查时，入选第一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它们是:真德秀撰，宋开庆元年(1259)福州官刻元明递修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甲集三十七卷乙集下二十二卷丁集二卷》;(汉)扬雄撰(晋)李轨注，(唐)柳宗元注，(宋)宋咸、吴秘、司马光注，明嘉靖十二年(1533)顾春世德堂刻六子书本《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十卷》;(宋)叶采集进，明嘉靖十七年(1538)刘仕贤刻本《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十四卷》。这些古籍历经周折弥足珍贵。

在这些文献中，有近600册历经陕北公学、延安大学两个时期的红色文献，有1952年影印，全国仅发行2500份全套延安时期《解放日报(1941-1947)》。有十几万册经过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干部学校、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西安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等时期积累的宝贵资料。在西北政法大学校史馆的展陈中，那些加盖着简陋的或大或小，颜色或红色或蓝色，形状有长方形、椭圆形、圆形的“陕公图书馆”“延大图书馆”"鲁艺图书室"“延大洛川分校图书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章，无一不讲述着它所经历的不平凡历程。

▲同时加盖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西安政法学院藏书章

▲同时加盖三民图书馆、交通大学图书馆藏书章图书

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大学曾有过几次大的整合和调整。如抗战胜利后，延大部分师生按照党中央战略部署，1945年8月延大鲁艺赴太岳地区办学，后又组成“东北文艺工作团”和“华北文工团”挺进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后自然科学院机械、化工两系部分师生及农业系低年级学生又抵达张家口办学。再如1946年6月，党中央决定由副校长张如心率领延大部分师生，赴东北与东北大学合并。可以想象，每次调整都会有一部分图书文献的分流。再如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时，校长李敷仁率延大师生转战于陕甘宁和晋绥地区，出发前延大按照党中央要求，在1946年的11月就对大部分重要物资坚壁起来，到此时，又把剩余物资、校具、图书等进行彻底坚壁。刘端棻老师在《回首延安：边区教育十二年》中也写到：学校大部分图书以及行军不能带走的东西，都封存在土窑洞里或埋在山坡上，可惜的是这些东西后来还是被胡宗南的反动军队在占领延安时破坏了。吕夷老师在《解放战争中的延安大学》中写道：三窑洞图书是延大师生最重要的精神食粮，许多同志舍不得坚壁，学校只好决定能背的可以背着走，不能带走又没有坚壁的，就地全部埋藏起来，并在周围埋上地雷。这也是经过战火纷飞年代的文献十分珍贵的原因。

1952年的影印本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全国只有2500套，陕西只有三套，我校图书馆藏有完整的一套。《解放日报》是1941年5月16日创刊，编印地址就在延河旁、与宝塔山遥遥相望的清凉山上。《解放日报》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日报，毛泽东题写报名并撰写发刊词，阐明了报纸创刊的宗旨和任务，论证了党报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使命的一致性，党报就是要准确地宣传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及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教育人民群众、指导革命工作的武器。长时间以来，学校中国法制史学科、革命根据地法制研究能走在全国前列，这些基础资料功不可没。

▲同时加盖鲁艺图书室、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安政法学院藏书章图书

▲同时加盖陕公图书馆、延大图书馆图书

这批图书还包括有从西北大学法律系接纳的珍贵民国文献，1958年时任西北大学法律系系主任的王润，在西北大学法律系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合并成立的西安政法学院任院党委常务副书记，他全力支持从西北大学法律系带来近九千册图书，其中绝大多数为社会科学类民国文献。看着这清晰鲜亮的蓝色“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藏书章”“国立西北大学藏书章”“国立交通大学藏书章”，无不让我们感动学校专业学科学脉的源远流长。曾担任西北大学法律系办公室秘书后来成为学校法学教授的李文彬老师回忆说，他和同事、学生亲自打包装车把西北大学法律系的所有资料和设备悉数拉回合并后的西安政法学院。学校著名法制史教授方克勤回忆，西安政法学院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任林为学校购买回来大量的线装古籍文献。

▲同时加盖延大洛川分校图书馆、西安政法学院藏书章图书

曾任西北政法干部学校时期、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时期图书馆秘书的刘袭老师，以他的学识和鉴赏力，为我们购回许多珍贵馆藏，每一册图书都是他用自行车从古旧书店驮回来的。

2014年学校图书馆完成省、市可移动文物普查项目，对新中国成立前馆藏文献进行梳理、标注、留影、建库工作。2017年4月学校图书馆荣获“陕西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先进集体”称号。今天看来，这些得到妥善保护的文献不仅具有使用价值、文物价值，更是标识我们学校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符号。

去延安拉回图书的老前辈中，陈美英、王生才老师已经故去，现在在校园中还可以经常碰到高岚老师、刘希昭老师、郭素鲜老师，已是九十高龄的她们慈祥和善、精神矍铄，谈起当年的整理搬运工作依然兴致很高，说他们的汗水没有白流。看似平凡，堪称伟大，在此致敬那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为学校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普通劳动者。

▲2014年作者采访刘袭、高岚、刘希昭老师（刘袭老师去世）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今年是学校建校85周年，复校42周年，恰好一半。我们欣喜的看到，两校区图书馆大楼均位于学校中心位置，体现学校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藏书丰富、环境舒适的阅览环境必然会让学校人才培养更上一层楼。学校在校园面积、师生人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始终发扬政治坚定、实事求是、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培养更多更好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文参考校史档案资料和作者2014年对文中几位老师的采访，资料图片为作者2013-2014年完成省移动文物普查时翻拍）